国家安全部解密73年前绝密档案公布“永不消逝电

作者:admin    发布时间:2021-08-06 17:16    

  ——这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,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李侠被捕前,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。

  1948年12月30日凌晨,李侠的原型李白,在向西柏坡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后,被逮捕。潘汉年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“峰台”被破坏。李白在狱中坚贞不屈,直至1949年5月7日,英勇牺牲。

  李白被捕的那一夜,究竟发生了什么?他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文内容,又具体记录了什么?

  尽管李白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被搬上银幕、舞台、荧屏,然而真实的情况一直不为世人所知。

  时隔73年,国家安全部近日首度解密了一份绝密档案——中央情报部电台《逐日工作报告表》。随着这份档案的解密,与李白并肩作战的战友、“峰台”最后发出的话语、精心动魄的一夜之后发生的故事,终于和人们相见。

  这份电台《逐日工作报告表》,清晰记录了李白烈士被捕当晚,中央情报部电台与李白电台“峰台”的最后通联情况——

  1948年12月30日零点——“他说我们声音小,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,忽然听到他急促的出来拍,叫等一等,随着就拍出‘再见 ——’,时间是1:50,后来再也没出来了。”

  报告表“值班人”一栏,写着“将安”两个字。据考证,其中“将”字代表的是当晚西柏坡电台的值守人员——李康将,“安”则是当时的实习报务员。

  她的家族里走出了4位隐蔽战线革命工作者。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共优秀情报人员。姨母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关露,受党组织派遣,先后打入汪伪特务总部76号和日本特务机关主办的刊物,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。而她本人,长期从事党的无线年从国家安全部离休。

  “当年我被派到(中央)军委电台,后来被派到总台(党台),负责联络隐蔽战线上的电报业务。”作为中央情报部电台的报务员,她一直负责和上海“峰台”进行联络。虽然没见过面,不知道对方是谁,但长期的配合,让她能够准确把握李白的发报“性格”。

  “因为联络熟了,就比较熟悉他的手法。比方说他规定的是一个频率,但他不准确地出现在那里,我能够在规定频率的周围把他找到。”

  正是因为这一对不见面的战友间的默契,1948年12月30日凌晨,李康将如约与“峰台”联络时,她敏锐地感知到了这次收发电的异常。

  为了让西柏坡电台能够一次性抄收准确,“峰台”每次发报时都很慢。可那天夜里,李康将收报的过程中,发现对方突然加快了速度。

  “发报的当中他突然停了,匆匆忙忙打出一个‘等一等’的信号,那我就等,等了半天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。”

  身在西柏坡的李康将,并不知道“峰台”发生了什么,只能如实地记录下当天对方失联的情况。

  此后的23天里,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,李康将在每天的零点至1点15分,坚持在电波里寻找“峰台”的消息,但始终杳无音讯。

  在连续写下20多个“未听到”后,关于“峰台”的记录停在了1月23日这天,联络表上最后的记录是——“停止守听”。

  后来,党中央收到潘汉年情报系统密电:李白夫妇被捕,“峰台”被破。“再见”是李康将收到“峰台”的最后两个字,也成为了李白留给历史的真实绝笔。

  “对我们联络电台这个对象,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,组织上也不会告诉我们。直到电影上映,我才知道了李白和他更多的故事,还有那声‘再见’的意义。”此后的73年间,李康将时常会想起她这位素未谋面的战友。

  “很难过,很痛心。如果我有机会能够见到他,我的确是想跟他亲切地握手拥抱,向他表示敬意。但是啊,没有可能了……”

  在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,党中央决定,给健在的党龄达到50周年、一贯表现良好的老党员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李康将也是获得此荣誉的老党员之一。

  她说,有许多战友牺牲在了隐蔽战线上,没能走到今天,“这枚纪念章不是给我个人发的,我是代表这些战友领奖章的。”

  “我93岁了,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,我都经历过。如果身体还能允许我多活几年的话,我希望跟党走得更远,看到的成就更大。”

  数日后,蒋介石得到了一个令他脊骨发寒的消息——先后在他的侍从室就任要职的两位将军,他亲自面试录取的一对将门之子,竟然都是的人!

  蒋介石侍从室(1945年9月后,改由政务局、军务局承担原侍从室工作),统治机构的中枢,只服务于蒋介石一人,凌驾于各院、部之上,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,中统、军统也要受其指导考核。就连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戴笠,对侍从室里的人也只能毕恭毕敬、低声下气。

  一个最可靠的机构、一群他最信任的人当中,竟然长期埋伏了的“奸细”,蒋介石气得猛拍桌子、破口大骂。

  而此时,这样一对传奇兄弟段伯宇、段仲宇,已经和上海人民一起,回到了光明之中。

  这是暗语,代表敌人已经注意到了大哥伯宇,要对他下手了。情况危急,段仲宇立即赶到医院,和大哥商量撤离的具体细节。第二天,在仲宇护送下,段伯宇紧急离开上海,前往香港隐蔽。

  4月20日,就在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的当晚,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急召段仲宇。仲宇心里明白,情况不妙。5天前,伞兵第三团刚刚在他的掩护下起义成功,难道暴露了?

  “不知道。”段仲宇并未慌张,紧接着说,“长官,敌军过江的荻港、旧县、铜陵,是八十八军马师恭军长的防地。他们都是伞兵。”

  过去长期在侍从室和国防部工作,段仲宇对部队的要员背景都很了解。前不久,马师恭临阵脱逃,段仲宇这句不明不白的话,其实话里有话。

  汤恩伯双眼直瞪段仲宇,想看出些什么来。盯了一会儿,他突然说:“你不要胡闹,胡闹我就杀你的头!”说完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,让段仲宇离开了。

  此后的时间里,身为港口副司令的段仲宇极力周旋,迟滞了物资撤往闽台的进程。直到上海解放,大批物资都留在了上海,留给了人民解放军。

  正在酝酿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,得到了蒋介石要将伞兵撤往闽台的消息。

  原本计划待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临阵起义的他们,决定冒险在撤往闽台途中的海上起义。

  4月13日下午2时,载着伞兵第三团、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官兵的大型坦克登陆艇“中字102号”,离开黄浦江码头,驶向茫茫大海。

  “奉蒋总统电,伞兵第三团即开青岛待命……”随即,船头180度转舵,驶向黎明。

  14日拂晓,甲板上突然有人惊呼: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我们怎么朝北开?”一名宣传队员走到刘农畯身边说:“团长,我知道方向没错,但我不说。”

  那艘“中字102号”,自然是掌管港口的段仲宇特意安排的。舰艇不大不小,满载伞兵第三团和司令部军械处全体官兵后,还装载了一批美国新式通讯器材。毫无意外的,这些重要器材和起义官兵一道,在4月15日清晨,到达了解放区。随后,起义官兵向、朱德发了致敬电。

  “庆祝你们脱离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。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,为建设新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。”

  一位大学教授,手提颇有分量的皮箱,从虹口的一条小弄堂里快步走出。身着美式将军服、佩戴少将军衔的军官,立即迎上去,接过皮箱、打开车门、装好皮箱、坐到驾驶位,两人向吕班路485弄11号飞驰而去。

  1948年12月30日,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一部秘密电台,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获,报务员李白被捕。此刻的上海戒备森严。一路上,不时有警备车呼啸而过,各重要路口军警宪特密布,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巡逻。

  北四川路桥是此行的必经之路,设有一个检查站。轿车开得很快,并未减速就从检查站顺利驶过。军车的牌照、前挡风玻璃上的特别通行证,以及驾驶员肩头的将星,让检查站的人不愿、也不敢上前阻拦检查。

  一路有惊无险,汽车安全到达吕班路,少将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皮箱中装着的,是中共地下党的一部预备电台。

  不久后,这位少将,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,正式加入中国。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,一位正是那名大学教授——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,李正文。另一位,则是他的亲哥哥,中共地下党员,少将、军务局情报科科长,段伯宇。

  段伯宇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,被弟弟仲宇接到了上海养病。在这里,伯宇见到了李正文。在与组织失去联系八九年之后,他终于恢复了党籍。

  尽管此前处于“断线风筝”的状态,但伯宇一直牢记周恩来的嘱托,“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”,不仅千方百计进入了军务局,甚至联系了十几名的将校军官共同反蒋。

  转过年的一月下旬,一身便装的段伯宇与李正文乘火车来到了嘉兴,的预干一总队驻扎在这里。在蒋氏父子心中,这里的几千名青年军官,是在江南重新编练30个新军所急需的基层干部。而经过此前与段伯宇的一次密谈,总队长贾亦斌,已经对这支武装的干部选择和思想教育做足了工作,只待揭竿而起。

  除了刘农畯、贾亦斌,还有配备最新美式装备的国防部工兵第四团,人数过万的第一绥靖区江苏保安总队,第八兵团第九十六军,第一零六军,青年军第二零九师,第五十一军第四十一师,江苏省保安第二旅、第三旅……

  起义在即,贾亦斌却被撤销了预干总队总队长的职务。1949年4月6日晚上,他来到新任总队长面前,把枪往桌上一拍,厉声说:“我是派来的。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:一是把我送到国防部,你可以升官发财;另一条路是跟我们走,下令到莫干山演习。限你考虑5分钟!”

  南京中山陵已秋风萧瑟。两名将军一边拾级而上,一边互相打着“哑谜”。

  此时间,的财经政策已濒临崩溃,物价飞涨、民不聊生。为了挽救局面,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到上海执行经济管制。临行前,蒋经国向心腹贾亦斌透露,此行要“排除任何阻挠,坚决依法惩办违反国法者,不徇私情”。然而,面对近戚孔令侃的违法事实,蒋经国选择了罢手。

  约段伯宇到中山陵游赏的人,正是他在重庆陆军大学的同学贾亦斌,时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。

  “过去我曾寄希望于‘小蒋’,但事实教育了我,我对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。我已下定决心与蒋经国分道扬镳!”

  在贾亦斌等陆大同学的心中,段伯宇就是“那边”的人,是为他们“指路”的。但此时,段伯宇说的也都是实线年前后,他在重庆与上线失了联系。

  重庆陆军大学毕业典礼。听了段伯宇的自我介绍,蒋介石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:“父子三人都是陆大毕业,难得,难得!好,好!”

  上清寺德安里蒋介石办公室。蒋介石走到段仲宇面前,上上下下仔细审视了一番,点点头,连声说了几个“好,好,好!”

  歌乐山脚下的小吃店。段仲宇问郭沫若:“为什么许多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往延安跑?”郭沫若回答他:“所有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的,人不也一样吗?”

  周恩来在重庆接见段伯宇,对他说:“我们从正面联系,你打进去后在地下联系。所以你要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。”

  有这样一条战线,与党相伴而生;有这样一群人,说革命胜利后也要给他们颁发勋章。隐秘,是他们的名字;伟大,是他们的追求。

  1929年11月11日深夜,上海霞飞路上响起了枪声,枪战短促而激烈,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当场毙命。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,七八名枪手早已跳上一辆汽车,绝尘而去,消失在夜色中。

  第二天,这场枪战成为了上海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,轰动了全上海。被击毙的人叫白鑫。2个多月前,由于他的出卖,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4人被杀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。而击毙叛徒白鑫的,正是中央特科行动科的成员。

  下的上海,大批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。为了保卫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,1927年底,中央特科设立行动科,又称“红队”,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和内奸,配合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,保障中央机关和各类会议安全。

  1934年年初开始,特务组织发动叛徒内奸提供红队的线索,对红队开展跟踪围捕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红队十余名骨干被捕。他们遭到长期关押、轮番审讯,并被施以酷刑。1935年2月,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田汉不幸被捕,与赵轩等红队队员关押在一起。田汉曾问赵轩,惩处叛徒为什么枪法能那么准?赵轩说:“这不是技术问题,是政治问题,首先是心准,心准手才准!”

  1935年4月13日,邝惠安、赵轩、孟华亭、祝金明4名红队队员壮烈牺牲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。孟华亭在留给战友的纸条上写道:“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,我们尝尽人生辛苦。我们唯一的心愿是,我们要走正确的道路。斗争必须继续,这是我们唯一的遗嘱。”

  1943年7月4日,胡宗南已做好万全准备,计划在5天后按蒋介石部署“闪击延安”。这一天,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,发信人是朱德。而电报的内容,竟然是“闪击延安”的行动计划。这让胡宗南大惊失色,直呼“这一手厉害”!

  按照原定计划,7月9日进攻延安。为了确保行动的绝对保密,胡宗南十分隐秘地调动着各路人马,还专门命令各大部队在战前两天进入指定的作战位置。可是就在胡宗南认为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时,却在7月4日收到这样一份电报,令他进退失据。

  胡宗南问,这是谁泄的密?他身边的侍从副官、机要秘书熊向晖回答,应该把凡是能够接触到这个秘密的,从我开始都做调查,看谁有可能泄密,而且要不动声色。

  当晚,胡宗南召开高层秘密会议,讨论这一仗到底该不该打的问题。7月6日,根据会议结果,胡宗南建议蒋介石,此时进攻实属不妥,为长久之势打算,停止行动。与此同时,中共中央把朱德的电报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,还分发给驻重庆的中外新闻记者,国际舆论一片哗然。7月7日,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,“闪击延安”的计划就此破产。

  事实上,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,是中共党员。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,潜伏到胡宗南部队“服务”,做“闲棋冷子”,非到关键时刻不轻易发挥作用。就这样,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长达10年之久未暴露,一份份关键情报经由他手发往延安,被称赞“一个人顶几个师”。

  1949年4月,南京城里暖春入暮。一天下午,位于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来了一位优雅的军官太太,她穿着剪裁得体、做工考究的蓝旗袍,怀里抱着甜睡的女儿,来见自己的丈夫——中校作战参谋沈世猷。

  这年,沈世猷和妻子丁明俊刚结婚两年,沈世猷清瘦英俊,身居要职,妻子举止优雅,出身优渥,是众人眼中标准的高官家庭。

  然而,沈世猷的真实身份,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。他的“高官住宅”,则是南京地下党重要联络点,一份份颇有价值的情报,从这里被秘密送到党组织手中。

  1949年1月,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,国共两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,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灭,退守长江以南,在长江沿线万兵力。横渡长江,解放全国的战役蓄势待发。隐蔽战线上,无声的较量也在同步进行。

  沈世猷费尽周折,冒险拿到了党组织需要的江防图,但如何送出情报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问题。这一天,沈世猷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,说想念女儿了,丁明俊一下子就明白了丈夫的用意。妻女来访,沈世猷终于有了走出总部大门的机会。一家人见面,沈世猷亲了亲女儿的小脸蛋,深情地将妻子搂进怀中——而在这一亲一搂之间,情报被沈世猷快速塞进女儿的襁褓之中。丁明俊带着情报穿过重重关卡,当天晚上就送到了党组织手中。

  1949年4月23日,南京解放。沈世猷随着撤退到上海。他选择了继续隐瞒身份,为全国解放提供更多重要情报。

  1950年11月8日,28岁的女青年萧明华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。临刑前,她留下绝笔——“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,就让她在台湾吧。”

  萧明华,1922年8月出生于浙江嘉兴。1947年,她在北平上学期间,在朱芳春影响下,参加北平地下工作。1948年经组织批准赴台任教,与朱芳春以夫妻名义开展地下工作。他们在台组建“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”(后改组为“台工组”),先后向组织报回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,受到高度评价。

  1950年初,“台工组”逐步遭到破坏。2月6日,萧明华在掩护战友撤往大陆后,因身份暴露被敌人逮捕,遭受酷刑折磨,始终坚贞不屈。在狱中,萧明华写下30条“狱中纪事”,内记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诗句,以明革命心志。受酷刑昏死后醒来,她对行刑的狱卒轻蔑一笑,而后说:“我是一个拥护、拥护革命、支持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者!”

  在台北马场町刑场,萧明华不屑地倒掉壮行酒,并拒绝下跪,然后突然挣脱宪兵的挟持,奋力奔向沙丘顶部,昂首疾呼“中国万岁!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行刑宪兵惊愕不已,随即仓皇射击,萧明华英勇就义。

  1982年9月16日,萧明华遗骨被迁回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。墓碑正面上方镶嵌着萧明华的照片,中间镌刻着“萧明华烈士之墓”,背面只有战友题写的三个大字——“归来兮”。

  原标题:《国家安全部解密73年前绝密档案,公布“永不消逝电波”的收报人》